近期，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发布的《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对亚裔人群的肥胖和超重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引发了国内的广泛关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就此新指南的意义及参考价值接受了采访。

为何亚洲人对体重增加更为敏感？

体质指数（BMI）是衡量肥胖的常用指标，各国会根据本地人群的特点调整其标准。中国目前执行的标准是：健康成年人BMI介于18.5kg/m²至24kg/m²之间；低于18.5kg/m²为体重过轻；24.0kg/m²至28.0kg/m²为超重；28.0kg/m²及以上为肥胖。

新的ADA指南建议亚裔人群采用更严格的标准：BMI达到23kg/m²即视为体脂超标；23kg/m²至27.5kg/m²之间且无腹部肥胖为超重；BMI≥27.5kg/m²，或23kg/m²至27.5kg/m²之间伴有腰高比≥0.5，或23kg/m²至27.5kg/m²之间且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则被诊断为肥胖。

张鹏解释说，新指南的超重界定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接近，但肥胖界定比中国现行标准更严格，旨在提前进行干预。世界卫生组织曾建议亚裔人群BMI≥23kg/m²为超重，BMI≥25kg/m²为肥胖；而非亚裔人群的正常范围是18.5kg/m²至25kg/m²，超重为25kg/m²至30kg/m²，肥胖则为BMI≥30kg/m²。

关于为何亚裔人群的标准更严苛，张鹏指出，除了东亚人骨架和体型相对较小外，研究表明亚裔人群在相同BMI水平下，体脂率更高，罹患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显著高于西方人群。即使生活环境改变，这种高风险特征仍会遗传给后代。

张鹏提到，中国现行的BMI标准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人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迁，该标准在学术界存在争议。若继续沿用当前相对宽松的标准，部分BMI在24-27.9kg/m²的人群可能被低估其健康风险，从而错失早期干预的时机。因此，有专家提议采用更严格的标准，以实现更早的预警和干预。

张鹏提醒，在理解BMI标准时，不应将其视为绝对化的诊断界限。例如，新指南将BMI≥27.5kg/m²定为肥胖界点，但BMI为27.4的人群同样需要关注。BMI是一个连续变量，其诊断界点是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得出的“拐点”，在该数值附近，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会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这仅是统计学上的参考。人体的健康风险随体重增加而逐渐变化，而非在某个界点突然发生剧变。因此，持续监测体重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预防肥胖及其并发症。

BMI正常不代表身体健康

仅仅体重秤上的数字和BMI在正常范围内，并不意味着体重就是健康的。

张鹏指出，BMI存在一个固有缺陷，即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因此，一部分BMI正常甚至偏低但体脂率超标的人群——即所谓的“瘦胖子”，容易被忽视。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例如缺乏锻炼导致肌肉流失的老年人，四肢纤细但腹部肥胖的中年人，或是身材苗条但肌肉量严重不足的年轻女性。他们体重不高，却可能已面临代谢风险。

为了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新指南将腰高比等指标纳入诊断体系。指南明确建议，对于亚裔人群，即使BMI在23kg/m²至27.5kg/m²之间，若腰高比≥0.5，或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也应直接诊断为肥胖。张鹏表示，与单纯的BMI相比，腰围和腰高比能更准确地反映腹部脂肪的堆积情况，即“中心性肥胖”。这种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的脂肪对代谢健康危害极大。

数据显示，男性体脂率超过25%、女性超过30%即提示体脂超标。然而，市面上常见的体脂秤易受饮食、饮水、出汗等因素影响，因此不必过分关注具体数值，更应将其视为观察身体变化趋势的工具。

张鹏认为，新指南的一大亮点在于极大地细化了临床评估和肥胖分级，而不仅仅是筛查标准。新指南将肥胖分为0至4级共5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清晰描述了健康风险，并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甚至包括心理评分和身体功能等量化标准。

• 0级：体脂超标但无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
• 1级：出现亚临床风险，如临界高血糖，但尚未形成疾病。
• 2级：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症状属中等程度。
• 3级：导致严重疾病，症状属重度。
• 4级：已导致终末期疾病，症状属极其严重。

支撑这套分级系统的，是一套全面的临床评估清单。医生不仅要了解患者的体重史、家族史、心理状况，还要评估其饮食习惯、运动模式、睡眠质量、社会生活环境等，并全面筛查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骨关节疾病、抑郁焦虑等肥胖合并症。

张鹏指出，肥胖治疗不能像肿瘤治疗那样直接下达指令，因为患者短期内不易感知肥胖的危险，难以严格执行。需要医患双方“讨价还价”，在医生提供的最优方案A和患者承诺的执行程度之间找到折中方案B。肥胖管理追求的是患者真正能够坚持的可行之路，而非理论上的最优。

体重管理：终生的必修课

张鹏强调，新指南将肥胖定义为一种异质性慢性疾病，为肥胖需要系统、持续的医学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异质性意味着肥胖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多样，涉及遗传、代谢、心理、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

对于普通人，张鹏倡导“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理念，将体重管理视为终生的必修课，如同管理血压和血糖一样。

• 消瘦人群（BMI＜18.5kg/m²）：目标是增肌，关键在于提高优质蛋白摄入，并通过合理锻炼增强肌肉。
• 体重正常人群：目标是优化身体成分，在保持体重稳定的前提下，追求“肌肉多一点，脂肪少一点”的状态。
• 超重人群：需启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运动量应在国家推荐标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基础上增加至少50%；每日热量摄入需减少400至600千卡，这是防止其发展为肥胖的关键。
• 肥胖人群：若强化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无效，应寻求医学治疗。轻度肥胖（BMI28-32.5kg/m²）可考虑药物治疗；中度肥胖（BMI32.5-37.5kg/m²）应积极用药；重度肥胖（BMI＞37.5kg/m²）则需要手术治疗。

张鹏指出，社会上普遍存在对肥胖者的误解，认为过度进食和缺乏活动是“懒惰”或“不自律”的表现。然而，这实际上是疾病导致的生物学改变。许多患者的胃被长期撑大，大脑持续处于“饥饿”状态，会不由自主地选择高热量食物。这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病理状态，不应受到歧视。只有摒弃道德审判，才能帮助这些患者走上科学的减重之路。

“减肥最好一次成功”

张鹏指出，对于已达肥胖标准者，“管住嘴、迈开腿”是基础，但无法单独解决根本问题。体重增长并非匀速线性，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应等到体重发生剧烈变化后再仓促补救。

需要警惕体重在连续曲线上突然跃升的关键节点，如断奶期、青春期、初入职场、结婚、生育以及女性的围绝经期。在这些内分泌波动剧烈或外界环境剧变的时期，体重最易失控。

张鹏强调，体重处于临界状态本身就是重要的医学警示信号，提醒人们必须及时“刹车”，避免其滑向疾病。

张鹏曾接诊一位患者，10年前体重200斤，10年间成功减肥10次，每次减重超过30斤，但10年后体重反而增至300斤。这一案例令人警醒。

张鹏解释，这是人体自我保护机制在作祟。每次大幅减重，身体会误以为进入“饥荒危机”，一旦放松管控，体重便迅速反弹，并储存更多脂肪。更糟糕的是，减重过程中脂肪与肌肉同时流失，反弹时若未进行力量训练，长回来的主要是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短期内大量脂肪涌入腹腔，可能使单纯性脂肪肝迅速恶化，或使糖尿病前期直接发展为糖尿病。从而形成“越减越重、越减越肥、越减越病”的恶性循环。

因此，张鹏强调，减肥最好一次成功，切忌反复。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可能超过肥胖本身。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采取真正可持续的医学干预措施，而非仅仅依赖短期生活方式管理后又恢复旧习。

链接：减肥药能否成功瘦身？

张鹏表示，减肥药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且存在不良反应，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效果因人而异，不能视为“一用就灵”的“神药”。

减肥药通常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脂肪吸收、延缓胃排空或提高代谢等机制，帮助减少热量摄入，从而达到减重目的。但它只能辅助“管住嘴”，无法替代“迈开腿”。若不改变高热量饮食习惯，不配合适度运动，停药后体重极易反弹。

一个普遍的困境是，患者服药期间体重下降，但停药后体重往往迅速反弹。去年纽约一项研究显示，用药3年后，受试者平均减重幅度不足5%，而临床上减重未达5%通常被视为无效。这意味着，现实中通过减肥药实现长期体重控制的人少之又少。

临床试验数据与现实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全程支持；而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往往独自用药，缺乏专业指导和持续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